撰文：尹生
早在1200多年前，诗人杜甫就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再往前，建造房子并定居下来，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进入农业社会阶段的一个标志；甚至早在动物时代，就有“鹊巢鸠占”的传说。
可见，拥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始终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人们常说的“衣食住行”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如果我们认为，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比另一个文明更先进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更有能力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那么在工业文明发生几百年后，我们却仍然不能完全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农业文明。通过技术的进步，在“衣”、“食”和“行”方面我们几乎可以宣布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球目前依然处于缺衣少食状态的数以百万计的最贫穷的人们忽略掉的话），但在“住”上，我们似乎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在农业社会，只要你拥有的一片土地（不管是自己，的还是租来的），依靠乡里之间的帮忙，利用土砖、泥瓦和树木等原材料，也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价盖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这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精于计算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从中寻租的相关利益群体。这时的房屋与其本质还是统一的，即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
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大多数人都相继从土地上被赶到空间狭窄的城市。在这里生活并没有比过去变得更轻松，即便在世界上一些最繁华的大城市，许多人一辈子也都在为拥有一个安身之处而奋斗。此时，作为大多数人“梦想”的房子，其本质依然没有变——依然只是一个安身的、能够据此部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处所，但作为现实存在的房子，却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为开发商和投机者赚取交换利润的手段。据说在国内的深圳等地，买房不完全是为了住，而是希望在适当时间卖出谋利（即投资需求），占了全部买房者比例的近一半以上！有的人甚至一买就是上千套房，用的都是银行贷款！
对，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一个社会依然承认“衣食住行”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没有理由不采取同样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立场对待它们。想一想我们是怎样解决“衣”、“食”和“行”的，或许住房问题也就不难解决：
我们通过技术的进步，从资源的可得性和利用率上，彻底解决了衣服问题；在食物领域，我们以同样的手段解决了大部分问题，对剩余的问题，我们通过控制基本食物的价格和交易规则，进行合理分配，使其基本得到解决；对“行”我们除了采用与“食”同样的经验外，还进行了需求的适当区隔——如果你只是满足基本的出行需求，完全可以乘坐公交工具；如果你有更“奢侈”的需求，可以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宝马、奔驰、保时捷等。
由此看来，住房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忽视了它是一个基本需求的产品，也忽视了对它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来发展，而是必须列为一项政府的公共政策加以对待。如果你能理解，为什么类似猪肉价格的上涨问题会引起广泛关注，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湖南农村青年邹涛发起的号召、深圳市民“三年不买房”的行动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有支持者，也有恐吓者和打压者。
我比较认同专家易宪容的一句话：“三个基本前提——居住权的天赋性、土地的公有制和房地产的人民性，这是讨论房地产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接受这三个基本前提（从宪法精神上看的确是），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把政府的归政府，把市场的归市场，让大部分“房子”真正回归到其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本质上来。对此，国际上成熟的做法是，一旦投机需求超过20%，就是一个警戒线，而在住房的解决途径上，30%的住房需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余的才进入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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