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极大。”
“整个的情况很不利。”
“对有些企业就是灭顶之灾。”
“再过两年把公司卖了，给别人打工去。”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低端制造业企业的感受或抱怨，这些声音来自代表国家最高技术水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占据行业龙头地位的产品制造企业和曾经屡次抓住先机出奇制胜的机械制造业企业。
虽然未曾像媒体报道中的广东制鞋企业成批关门或“隐性倒闭”，但身处西安、温州、大连的企业老板，却异口同声地对《劳动合同法》普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消极情绪，南方北方数位制造业企业老总都开始觉得“做企业没什么意思”。
成本提升 高新技术遭遇寒流
“我们的成本增加已经不止20%。”
“现在很多人突然明白，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拼死拼活了。”弓亚斌说，他是西安同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同维”）的董事长。2006年，弓亚斌意气风发，挂在嘴边的是：同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第2个有能力制造自聚焦透镜、第三个有能力制造磁光电流互感器的国家。
1999~2005年，弓亚斌带领他的公司“拼死拼活”，突破两项国家级技术难题，开始批量生产自聚焦透镜和磁光电流互感器。那时候弓亚斌经常骄傲地告诉别人：“1969年，我才9岁，中国开始研制自聚焦透镜，到我头发白了也没研究成功。从‘六五’到‘八五’，中国在新式互感器的研究上用了15年，花了1亿多元，没有结果。两大难题被同维这么个小公司在6年内解决了。”
2007年，同维的营收同比增长40%，但弓亚斌估计，2008年可能仅有10%，《劳动合同法》让他们必须放慢脚步。“眼下的策略就是少用人，不发展。”弓亚斌说。同维已经于2007年10月间裁员20人左右，眼下的员工规模为100人，“高新技术企业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我们的成本增加已经不止20%。”
同维所在的西安高新区有7200多家企业，其中1800多家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有不少是归国的博士后创办，这些公司的产品中，很多是中国从未有能力生产的。而据弓亚斌估计，该区内的裁员规模接近全部40万人员的20%，记者尝试求证，但这一说法未获官方证实。
远在温州的陈时升则有着另一番困扰，“非常麻烦”——他这样评价《劳动合同法》的影响。陈时升是星际控股集团董事长，这家集团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警灯、警报器、警用器材生产企业，占有超过50%的市场，如今是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现在温州的企业家经常在一起研究，相关政府部门也组织过很多次座谈和学习，讨论如何度过《劳动合同法》的磨合期。”陈时升说，“我们因为是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合同法》增加的成本仅为2%，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提升比重是非常高昂的，同时他们的利润却可能只有2%。”
陈时升担心的是《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会让员工变得“只能上不能下”，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发展速度超常，“一定会有员工变得不适应企业需要，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下调其岗位，这是一个大麻烦。”陈时升说。
此外，星际控股集团的900名员工中，还有约20%的员工坚决不上保险，因为他们已经多方打听得知，以中国社保体系的现状而言，公司和个人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根本无法转移到他们的家乡，所以不愿接受每月被扣缴的保险金。陈时升不无顾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将来一旦发生争端，公司根本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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