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六日，除夕。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小海跟着父亲爬了起来，赶去肉店打年货。父亲一个月84元工资，这个钱并不算少，可买不到东西。所幸前几天托关系，到农村走后门，买到了半公斤花生米，总算添了一道平时少有的菜。这一天，也是小海五岁的生日。以上发生在1978年。
仍然是二月六日除夕，已经成为一家企业中层主管的陈海，从外地飞回老家过节。新实行的除夕放假制度，使他今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变得有史以来地从容。年薪40万元的陈海在家乡最有格调的一家海鲜酒楼预订了年夜饭，席间他收到若干条庆祝35岁生日的短信，他也不忘给重要的领导、客户以及下属一一短信祝福。以上发生在2008年。
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大部分个人来说，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无论是作为雇员还是雇主。这也是为什么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如果把2008年放到30年或者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考虑，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又在诞生后引发巨大争议的法律，其象征意义或许远远大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指导意义。
格局失衡 从无资到劳资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总是伴随着旧有势力（或者说惯例）的质疑甚至抨击。新旧交替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各方原已达成相对稳定平衡的力量，将在交锋中失衡，自我调整，直至重新找到平衡点。
在新劳动法中，有许多向劳动者倾斜的规定，例如，专家们认为，2008年《劳动合同法》比1995年颁布实施的上一个版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新法将会使企业和个人都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雇员的积极性也必然受到影响。
“包产到户”、“打破铁饭碗”、“万元户”
这些当年看起来让人心惊胆战的词汇已经逐渐被历史尘封，现在我们有必要把它们翻出来，审视一下，这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楚现在所处的位置。
现年80岁的我国经济学家夏振坤是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实践者、推动者。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波大发展：农村生产队的“大包干”，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个体经济的兴起。这三波经济大发展如同三次波澜壮阔的井喷行情，拉起中国经济大盘。
严格地说，在过去的30年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大范围的“劳资关系”。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由于经济体制中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雇佣关系中只有“劳动者”，而并不存在“资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企业摆脱了桎梏，而“解放生产力”的做法，则使得个人的才干和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在过去的30年中，除了个别特殊的年份，中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1978年只有343元，而到了2005年，该数字已经突破了1万元。
严格地说，在过去的30年中，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大范围的“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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