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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法国第二天的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要在法律界坚持走下去。
DT：您刚才说您能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是什么时候学的？
陶景洲：法语是1982年在法国学的。去法国之前国家出资赞助我们培训了3个月。语言主要是靠环境，只要有环境学起来就自然比较快。英语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学的。
DT：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学习法律？
陶景洲：我当初报考志愿的时候报的是哲学系，因为当时法律是绝密专业，都要选根正苗红的人。我父母亲都是国家干部，正好是学习法律这类绝密专业的合格人选，就被学校给招收了。
我们那个时候叫政治法律系，简称政法系，慢慢才变成法律系，现在叫法学院。我一开始对上政法系还不太高兴，因为自己报考的是哲学系。文革的时候哲学很流行，人民日报大块头的是哲学文章，“梁效”写的评论文章都是哲学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梁效”（取自“两校”的谐音,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笔名）就是北大、清华，它们专门有一个写作班子。
不过后来在大学了解了基础哲学以后，我开始慢慢喜欢上法律专业，因为在法律专业的学习中也能够接触到很多哲学的东西。比如说法，法是一种所谓的正义，公正，公正实际上是哲学命题，自由也是哲学的东西。
DT：大学毕业后，您被国家保送到国外去深造。
陶景洲：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1978年入学，1982年春节毕业。毕业以后休假，休完假以后就参加法语培训，培训结束以后，7月就去了法国。当时我们那个专业叫“比较法”专业，比较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3个人考上。当时国家规定两个去美国，一个去法国，去法国的就是我。
当时我的成绩还是比较优秀的，再加上那时候学法律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就考上了。那时候的学生并不了解外面世界是怎么回事。如果考不上的话肯定就去公检法，国家机关，我的同学有的去了中纪委、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等。
DT：当时保送出去，有没有说你们学完以后一定要回国报效祖国？
陶景洲：当时没有，但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去——是为了回来”。
当然国家规定出国最多2年。2年过去了我的法语还讲的很差。虽然是拿到了一张法国的文凭，给自己镀了一层金，但是我觉得不能自欺欺人，于是申请延长我的留学时间。最后国家答应我延长6个月。6个月后，国家不能再给我任何补助了，我就开始自己找工作。1985年9月由于教授的推荐有机会到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实习，然后就待下去了。
DT：在法国时留下深刻记忆的有哪些呢？
陶景洲：那太多了。到法国以后的第二天，就把我们派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波尔多不仅以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红酒而出名，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的故居也坐落在那里。《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的一部主要著作，我有幸参观了孟德斯鸠生前居住的城堡。在我看来，他永远是活在你的想象当中，不可能有零距离的接触，没想到能够身临他曾经居住的地方。中世纪古堡，吊桥，特别漂亮，当然很震撼。也是我到法国的第二天的这一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要在法律界坚持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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