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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时候律师有饭吃，经济下滑的时候律师还有饭吃。
DT：我们注意到，您在大学时的同学很多都走上了仕途，您一开始去学习“比较法”，也是出于从政的考虑吧，但您最后选择了去做律师。您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呢？
陶景洲：其实很简单，在公派期结束后，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学到真东西，所以决定申请延期。但国家只给我半年的时间，因此半年后，我只能靠打工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当我第一天来到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才是我真正要从事的工作。也许这也印证了我“上铺的兄弟”说的话，他说我不适合走仕途。
DT: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中国生意的？
陶景洲：我从1985年就开始了北京和巴黎之间的“空中飞人”生涯，因为当时律师事务所聘用我就是为了开展对华业务。
DT：在华从事法律业务十几年来，您的业务重点有没有发生变化？
陶景洲：前期主要是代表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第二个阶段是代表中国企业在国外打官司，反倾销、建公司等活动；第三个时期是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进行优化重组和帮助中国公司进行上市、收购、兼并，这些是比打官司更复杂的商业运作。
DT：在您长达25年的工作生涯中，您遇到过低潮期吗？您是如何对待低潮的？
陶景洲：肯定也有低潮吧，比如说六四以后，外国对中国经济制裁，对中国投资的锐减，对东欧产生兴趣。但我想了两个月，感到可能这正是一个机遇吧。就看你对形势如何判断了，我感到那之后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投资浪潮，1991年我就回来了，我感到这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时期，由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样更容易做成生意。
DT：您当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陶景洲：商人是追求利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说到了，他是追求利润的，他不在乎你的政治制度如何。商人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经商环境，你不能三天两头出事，三天两头罢工，这肯定不行。由于欧美的经济相对比较饱和，增长比较缓慢，新的增长点在哪儿呢？要么东欧，要么中国或印度。而东欧走的道路是先民主后发展经济，中国走的是先发展经济再说民主不民主的事。商人喜欢哪一种模式呢？后一种。他们特别希望稳定，只要能赚钱就行。我们律师就是帮助商人，所以如果他对这个市场感兴趣，我们肯定也要跟他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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